近代文化研究·第二辑

    文化思潮
  耿云志：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角色演变
  俞祖华、赵慧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三份标志性文本
学术史
  张永春：“西学中源”说与晚清诸子学的演变趋向——以墨学为中心的考察
  曹志敏：试论魏源《诗古微》的考证成就
  [日]後藤延子：严译《天演论》早期版本考索
  王宪明：严复的“群学”：内涵、传承、特点
  李帆：刘师培论清代经学
  刘贵福：钱玄同与刘师培
文化与社会
  马勇：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再研究
  [德]顾德琳：世界语与*国的无政府主义
  [日]村田雄二郎：钱玄同和汉字简化——另一个简体字
  史革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问题略说
研究综述
  黄爱平：百年来清代汉学成因研究述评
  张昭军：新时期30年的*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书讯

    《近代文化研究(第2辑)》分为文化思潮、学术史、文化与社会、研究综述这四个部分，收录了耿云志的“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角色演变”，俞祖华、赵慧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三份标志性文本”，曹志敏的“试论魏源《诗古微》的考证成就”，马勇的“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再研究”，黄爱平的“百年来清代汉学成因研究述评”等内容。

    

    再如，学衡派攻击新文化提倡者们主张平民主义。我们即使不去讨论近代逐渐消除贵族与平民之间在文化上的鸿沟是否有利于社会之进步，那么究竟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保持甚或加深这种鸿沟就一定是好事呢？梅光迪曾说-“平民主义之真谛，在提高多数之程度，使其同享高尚文化，及人生中一切稀有可贵之产物，如哲理、文艺、科学等，非降低少数学者之程度，以求合于多数也。”这话自然不错。可是，事实是新文化运动确曾做到将新教育、新文学等向广大平民阶层普及。所以新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学子和一般受过一定新教育的青年，都怀着感激的心情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容易地做到开口讲话，提笔作文，都是蒙文学革命和新文化之赐。反过来看，梅光迪辈究竟将多少人提高到与他们“同享高尚文化”的程度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标准，漂亮话是代替不了事实的。
    至于学衡派批评进化主义和进步主义，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提倡新文化者中，确有些人，有些时候，在有些问题上，把历**的进化与进步看得太简单，太*对了，而看不到其中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但究不能因此而主张复古，或过分揄扬古代文化，否定近代以来文化上所取得的进步。
    学衡派*大的弱点是其言行不一。除前述王、陈、汤、柳等真正具有专业精神的几个学者之外，以梅、吴为代表的*激烈地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人，往往陈义过高，而所见甚隘；笔舌颇健，而心胸褊狭；目标远大，而成绩甚微。
    梅光迪曾说：“改造固有文化与吸收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这话说得也并不错。可是梅氏本人对中西学术的任何一个具体领域都谈不上有什么“彻底研究”。他对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写实主义，以及对卢梭等人的*常片面的抨击，也更说不上是“至明确之评判”。谁也无法相信，他的这些批评与攻击是经过“至精当之手续”而得出的结论。吴宓也曾有过宏大的志愿，他曾说：“今欲造成*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若谓材料广博，时力人才有限，则当分别本末轻重、小大精粗，择其尤者，而先为之。”这可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建设*国新文化的纲领之大旨。但很可惜，吴宓、梅光迪及除开前面指出的王、陈、汤、柳等几个学者之外的学衡派诸子，从未曾实际动手去做这种功夫。吴宓在其一生*可有为的时期，大部分用于编刊物和教育与教学的组织工作，尚情有可原。而梅光迪，照吴宓的说法，此人“好为高论，而无工作能力”。他们若能将其有用之精力用于对中西文化某一两个具体领域做深入精细的研究，就像王、陈、汤、柳等人那样，以他们所具备的中西学术基础，是应当有一些实际的建树的。可惜，他们不此之务，而独喜发高论和攻击别人，后人不止为其本人惜，亦为*国文化惜。
    思想、学术、文化有赖批评与争论而获进步。马克思有云，历史是从矛盾的叙述中清理出来的；真理愈辩而愈明。但批评与辩论当有一定的规范，应当平心说理，言之有据，不当逞意气，攻击漫骂，无限上纲，且作诛心之论。学衡派中有些人，颇犯此忌。梅光迪是一突出的典型。他在《学衡》所发的几篇文章，如《评提倡新文化者》（第1期）、《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第2期）、《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第4期）等，这些文章常被研究者所征引，视为学衡派精神之代表作。然而，这几篇文章实在有失学者仪范。漫骂之词，诛心之论，所在多有。如骂“今之吾国学者，……如政客娼妓之所为”。“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又骂人是“门外汉及浮华妄庸之徒”等等。吴宓等其他人也时有詈骂之语。这与他们所标榜的“平心而言，不事漫骂”实在相去甚远。不仅如此，梅光迪等辈还好为诛心之论。如他说：“专制时代，君主卿相操功名之权以驱策天……